成 岳

（山东电大1982级学生，现任济宁日报社《文化周末》部主任）

一个人一生的经历，可以分成上中下三部。前二十多年是求学，后二十多年是职场的打拼，最后的二十多年还是求学——是求索与学习前五十年学到和没学到的人生真谛。在我的求学经历中，最难忘、最刻骨的就是我的大学，而我的大学就是电大，就是我三次成为电大的学生。

在小学，我没有读四年级，三跳了五。也从那时起更加疯狂地热爱语文，数学与后来的理化已经到了弱智的程度。但语文和作文的光环，却让我一 路成为初一的组长，初二、初三的班长，直至高中的语文课代表。

高中的两年，各科都是大名鼎鼎的老师。我做了两件最坏的事，第一件仍然是语文尖子，学校的“红人”；第二件是其他科目基本上都放弃了。在济宁二中，我学了语文，学了德高望重、师道尊严和仁慈宽宥的人文精华。那些老师成为我人生的榜样，给了我治学品格的楷模，但我只能与我的大学分道扬镳，预考注定是惨败的。

那个时代的高初中、小学毕业生以至辍学的孩子，都以挣钱养家为己任、为荣光，出校门就会找工作。毕业前我偷考了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，被录取了，但我还未拿到高中毕业证，没有电大学籍，只能算旁听生，而且每期 40 元学费太贵了，只得缩回了跨进电大门槛的那一只脚，1982 年5月做了待业青年。因为是有名的“文人”，一报到就被抽调政工科，手抄了单位全体干部职工的档案卡片和基本表格，才正式入职。待业不是正式工，但计算工龄，我 16 岁参加工作，头三个月就是“少年政工干部”。全套的档案，只有正式的政工干部且是党员才能接触，不然我会“留用”。他们说我一定会成为“一个好干部”，我没有骄傲，也从不气馁。 

济宁广播电视大学原校址

这一年，我在单位图书室的杂志上读到一则《招生简章》，走进了我的“第二个大学”，成为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文秘专业的学员。那时候我很自豪，因为很多名人和后来的名人是我的大学同学。

一年半之后，我参加了全市招工考试，政治、语文、数学，又是数学拖了后腿，但因为是烈士子女，仍被分到了人人羡慕的大型国有企业。报到后开始了新职工培训，结业时每人写一份《决心书》上交。第二天黎明，作为普通民兵开始军训，收队时天还没亮呢。连长点名整队，点到我时他命令“出列！”然后把我交给指导员说：“跟上。”来到厂部大楼，才知道指导员就是劳资科长。他拿出我的《决心书》，用政审的语气问：“这是你写的吗？”“是！”我用军人的气概回答。“你不用军训了。”他指着对面的座位说：“现在起你就坐在这里。”我手抄了全厂干部职工的档案检索卡片和基本表格，才开始和其他孩子一样正式入职。

但这里和待业的那个单位不同，有几千人，等我做完“少年政工干部”，同伴们早已占去了好的车间、岗位和工种。我的《决心书》是最好的，决心也是最好的，里面肯定写着“决心到最艰苦的地方去”。当然，假如我再表表决心，留在这里“干一行爱一行”，也可能被政工或别的科室留用。何况，上级公司主要领导喜欢我的“文才”，也关心红小鬼，只要申请，那个年代提携一个又红又专的青少年，是光明正大的义举，也是责任和义务，但我不想那么做。

我去了全厂最大也是最累、最脏、最苦的车间，从事最差的工种。车间书记、主任、工会主任、团支部书记等全体领导和工段长、组长集体跟我谈话，除了工种岗位，还要义务承担车间黑板报、广播稿、文字材料任务。

厚爱是有特殊待遇的，干完手头的活，我在更衣室看书写东西，甚至脱岗去图书馆被发现，也是不打不罚不批评的，反而挺小心挺客气。我也是且行且珍惜，成了大家信赖和引以为荣的“文化人”。

1984 年的夏天，在厂里的图书馆阅览室，我读到了《济宁日报社招聘编辑记者启事》。平时大家争着看《济宁日报》，轮到我看时，已翻得很烂了，以前竟然没有读到启事，这天已到了报名的最后期限。

我是很幸运的，刚刚年满 18 岁；又因为工种差，半年就转正了；而学历门槛，要求电大、夜大、函大等“五大生”二年级以上，所以我完全符合报名条件。这是我弄丢了全日制学府之后，最幸运的人生一刻。

考试很残酷，初试、复试，新闻理论、采访实践，还有自传，五轮考试。没学过新闻理论，临时找的书本也不那么对路，最终写作救了总分的命；发表过的东西、奖状，还有一些与名家交流甚至论辩而受到奖掖的通信，也是帮了忙的，最后还有政审。厂里听说出了记者，还是烈士的儿子，都跑去车间看我，后来铁了心坚决不放人。相持数月后，市委作出决定，从二百多人中考选的这 14 人，一个都不能少。这样，我结束了 11 个月的工人小哥生涯，成为最年轻的编辑记者。

进入报社的第二年，单位作出一个非常远见的决策，与济宁电大联合开办一期半脱产新闻学专业班，以实现报社全员新闻专业大专学历的提升。这是我第三次走进大学，第二次成为电大的学生。我们把班级亲切地称为“电大班儿”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，才听说当年母校亲切地称我们“记者班儿”。一边工作，一边读着国家和单位办的大学，太幸运了。但我迷恋采访、编稿和出版，经常缺课甚至缺考，每次考试又绝不作弊，最终人家都是三年毕业，我用了四年。后来有同学嘲笑我说，我们都是专科，就你是“本科”。

我的“本科”真的是有含金量的。我的新闻学课程，除了济宁电大来的老师和中央电大教学磁带，面授都是我们的总编、副总编和各部室老主任。他们来报社之前，有的已是知名媒体人，有的是高校教员，有的是王牌名校科班出身，也有和我一样，从未去过全日制学府，却在年少即有文名。他们的理论素养、专业造化以及丰富而厚重的人生阅历，在今天也高山仰止。那个时代的中国，用优秀传统的以人为本和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，创造了天人合一的教育理念与机构，锻打催生了适合国情需求的人才与发展模式。

电大，动员和引领各界生源，培育了当地乃至祖国各地开放型、多边型、复合型和有用型人才。没有任何一所学校，如我校将教育真谛与历史、现实和社会、人生的真谛雄浑地融合在一起；也没有任何一所学校，如我校将教育的知行、家国的期许、成才的渴望如此完美地融合在一起。

我在学业上很用心，很刻苦，直到今天还能背诵、默写当年的习题甚至章节。我女儿大学读的是新闻采编与制作，在学校常用短信和我交流。很多次，我们为了专业的话题，把手机聊到高烧不退。她惊叹地问，你说的和我们老师讲的一样，难道是背诵的？我说不是，我的教材应该有些旧了，但我离开课本以后一直在学习，也一直在实践电大读来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。

那是一个“为振兴中华而读书”的激情年代，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也同时拼命工作着。读完电大新闻学专业，我又参加了《人民文学》创作函授短篇小说高级班，大连外院和中央电视台合办的标准日语函授。1991 年，参加了免试的电大第二学历教育英语专业学习，第三次成为电大学生。之后还参加过本科成人自学考试，省委党校本科函授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。但最终，因为疯狂地去做记者编辑，业余写散文、小说和剧本，我只拿到了《人民文学》寄来的结业证书。四年的电大新闻学毕业证书，成为我的最后学历。

电大，给了我最贴切、最契合、最包容的之于社会、事业和人生的高等教育。很多记忆都像昨天的事，最清晰的，是毕业之后电大老师的两次来访。

第一次大约是在 1991 年，3 位老师突然来到报社周末副刊部找我，学校打算征集出版《电大育英才——优秀毕业生的事迹》，把我这里作了第一站。说这话的老师，像一位电影明星，是我后来熟悉的文学大家张立国教授。我很意外，一个读了 4 年才毕业的笨学生，怎么会优秀呢。老师们不容分说，就把任务交代完了，也只有懵懵懂懂地恭敬与从命。时过多年才问了张教授，当年的他是济宁电大办公室副主任、《齐鲁电大》执行主编，那两位竟然是党委书记、校长姜国贤老师和教务处主任窦履潜老师。

后来的母校在1998年与济宁职工大学合并，2000 年成立全日制国办普通高等职业院校——济宁职业技术学院，仍保留独立的电大教育。2016年6月14日，张立国教授再一次来到报社，同行的还有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姚洪运和张宏图教授，三位老师向我颁发了学院报告文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聘书。

我回母校的机会也很多，师生情谊、新闻采访、专家评委合作项目，以及年度的干部普法考试……身心从未远离母校，对一名学子来说，这是终生的幸福。

（编辑：查政）